从吴晓波频道，到罗振宇、易中天，知识分子该不该做“网红”？

从吴晓波频道，到罗振宇、易中天，知识分子该不该做“网红”？

1988年的3月，刚刚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霍达首次赴京参政两会，面对媒体蜂拥而至的镜头，她说：“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两年后，23岁的吴晓波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同届毕业的其他同学里，还有梨视频的邱兵、第一财经日报的创始人秦朔。这些成长自中国最顶尖新闻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初，大多还是选择了投身传统媒体的战场。

吴晓波也不例外，因缘际会之下，他进入了新华社浙江分社，并被被分在了工业组，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商业记者生涯。从1994年起，吴晓波开始为《杭州日报》撰写专栏。

而在历经数十载的打磨后，不同于继续浸淫在传统媒体的其他几位同学，吴晓波选择了另一种用笔杆子讨生活的方式：作家。

无疑，这一选择塑造了此时此刻我们眼中的吴晓波，有和他别于记者和媒体人的另一种身份。我们无从知晓他在做出选择那一刻的内心活动，然而可以预见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这个充满解构和重塑色彩的时代里，属于一个人曾经印迹和身份，终究会慢慢地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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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是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圆的时候。身处动荡转型之中的经济形势像奔腾的洪水一样，冲击着这个刚刚迈出象牙塔的年轻人的心。

他在《激荡三十年》的题记里写道：“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纷繁而充满未知的世界也激活了这个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某种野心和渴望。

在此之前，“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这曾是吴晓波的新闻理想。有趣的是，尽管此后不可避免的置身于铜臭之中，这条理想的后半段在大部分时间里依然作数。

随着2001年的《大败局》、2007年的《激荡三十年》、2008年的《大败局2》，再到2009年的《跌荡一百年》等畅销书籍的出版，籍籍无名的吴晓波开始被商业界广为知晓，也开始被誉为中国最出色的商业作家。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吴晓波从事商业写作的底蕴，来自于他此前操刀商业记者时的积累。通过从事商业记者的机会，吴晓波与中国众多企业家进行过深入交谈，他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向以及当代企业所面临的痛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他曾爆料过自己的人生规划是，“三十岁之前从来不考虑钱的问题，专心做记者；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开始进行个人的原始积累，完成个人的写作计划；四十岁则准备退休。”

1998年，吴晓波正好30岁，按照人生规划，他如约开始写书生涯。

2018年，吴晓波已经50岁，在关于退休的个人规划推迟了10年后，他离场的时刻似乎依然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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绊住吴晓波双腿的，也是对于未来的野心和渴望。

有媒体的朋友给他下过一个精准的评断：“在作家里，他是最善于经商的；在商人里，他是最精于写作的。”

凭借对商业的判断，吴晓波很早就显露商业才能。1998年，千岛湖有一批岛屿对外出租50年的租赁权。时年30岁的吴晓波租下其中的一个小岛，一次性付款，成了岛主。千岛湖共有1078个岛屿，吴晓波买下的是其中一个面积140多亩的半岛。后来，岛屿的出租价格开始暴涨，不少岛屿的估价已在数千万元。

买下千岛湖的小岛，如果只是吴晓波还在专心写作时的“无心插柳”，如今吴晓波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晓波及其旗下公司陆续跨入包括图书出版、新媒体运营、传统农业、定制酒等不同领域。2014年5月8日，吴晓波在微信平台推出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并基于“吴晓波频道”开始激进的商业化变现。除了文章中插入商业广告，并开始嫁接电商销售，推出一系列杂乱的商品。

2005年，吴晓波打造了民营财经畅销书品牌“蓝狮子”。

2015年4月，皖新传媒先后共耗费1.57亿元投资蓝狮子，占股45%，成为最大的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此前蓝狮子的创始人正为吴晓波，交易完成后，吴晓波30.92%的股份退居第二大股东。

随后，当年11月份，蓝狮子传媒顺利挂牌新三板。

一年后，吴晓波频道从中剥离开来，独自寻求融资。

2019年3月17日晚，全通教育发布公告，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吴晓波旗下的杭州巴九灵96%股权，股票停牌。

与此同时，吴晓波本人发起的文化投资基金投出了十点读书、餐饮老板内参、喜马拉雅、一条等多个优质内容创业项目。

不知不觉间，吴晓波完成了从作家到商人身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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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叔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不喜欢吴晓波，当然连带着的，他们对罗振宇也并不感冒。

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在他们人生阶段的不同时期，他们都做过那种以精英主义为噱头大肆贩卖焦虑的“网红”，他们都是通过教导别人如何获得成功来成功。

去年有一次酒桌上，一位做媒体的朋友和我谈起吴晓波，言辞间充满不悦，他觉得吴晓波从始至终都算不上什么作家，他只是个商人，真正的作家是不会为了五斗米折腰的。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很矛盾，末了我问他，你觉得读书人是不是就应该贫穷？

这个问题出自易中天红了之后参加一个节目时的问答。

作为知识分子里最早的那一代“网红”，易中天也曾被不少学者指责过于频繁的“抛头露面”并以此获得不菲的收入。

在那期节目上，易中天讲起了他的师兄，他说自己的师兄因为劳累过度，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倒在了讲台上，以身殉职，自己去给他办丧事的时候，发现他的家里除了书之外，什么都没有，师兄的遗孀招待他们的凳子都只有两掌宽。

易中天说这件事刺激了他，他不要过这种生活，他要努力赚钱。临走的时候，他为师兄题了一副挽联，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身跻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重斯文。”

面对观众的提问，他补充道：“安贫乐道不是这样理解的，安贫乐道是说虽然我贫穷，但我乐道，不是说乐道就一定要贫穷。谁规定知识分子就一定要贫穷？先富起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是挖煤的挖油的，为什么不能是读书人？”

易的观点所代表的，也正是千百年来读书人之中关于“出世”和“入世”的争论。这背后，既有着传统儒家文化里迂腐的气节和信仰，也有着当下身处重技术生产力而轻文化思想这一社会浪潮中诸多文人的无奈。

在封建士子文化延绵数千年的华夏，不到百年的工业文明显然不足以弥补文人对于社会地位急剧落差的预期。当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足以供给他们心中所渴求的未来的时候，“从商”、“从政”，甚至“做网红”等“出世之举”，恐怕也只会越来越多。

当然，对于寻常百姓来说，这一类的事情或许也是见怪不怪了。毕竟，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文人相轻也是古而有之的一大特色。

而对于一贯以知识分子自居的这批人来说，个中酸甜苦辣，唯有自知。

这个月月初的时候，钵叔读顾城的哲思录，里面有一句话触动了我很久：“不要相信文人对这个世界的要求。因为文人对于世界的要求永远是苛薄的和过度的，而你不是文人是幸运的，因为这个世界对你很可能是合适的，你就好好地过世上的日子吧，完全不必去理睬文人还有什么见鬼的要求。”

文章来源：大佬动向